今天的社会已经变得非常个人主义。当今社会的一个现象是，在过去，我们对家庭有更多的归属感，我们被笼罩在某种平静的氛围中，我们对彼此有着不同的态度。

如今，我们已经失去了这种平静感。这个世界由近80亿个完全陌生的人组成。此外，我们甚至可以感觉到自己是同一个家庭中的陌生人，孩子们感到与他们的父母疏远，配偶也感到彼此疏远。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对家庭、家人、亲戚以及城市和国家的同胞的感觉。

总的来说，今天我们与他人没有有着内在连接的感觉。也许这对我们的未来来说是一个积极的状态，也就是说，它是我们朝向感觉全球人类，人与人之间没有差异的一个过渡的状态。然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几千年来存在于我们之间的自然纽带正在被撕裂。

另一个现象是，今天我们普遍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因为在我们之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跟不上生活的节奏。从本质上讲，我们并不是为我们在当今世界所经历的那种紧张压力的生活而被建造的。我们的神经系统无法在如此快的节奏下正常运作。这就像我们让汽车引擎保持以高转速运行一样。我们能保持多久？最终，我们必须降低负荷并让汽车进行调整。因此，越来越多的暴力倾向也是由于我们这个日益个人主义的社会在如此快的生活节奏下运作的结果。

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很多人离婚，因为他们之间的爱最终都变成了仇恨，而没有人教他们如何建立一种健康的关系，把爱和恨都当作是必要的。

在今天的健康的关系中，爱和恨如何都是必要的呢？它的前提条件是，我们可以驾驭这些对立面，使它们相互补充，从而加强爱。

通过学习如何驾驭这些对立面的互补性，仇恨就永远不会破坏关系、让我们想要分手，而会像调料一样为不断绽放的爱情添加味道。

我们需要发现我们伴侣消极的方面，而这样做正是为了加强我们之间的爱。那么，我们在互相关系中的消极现象便不会导致我们逃离我们的伴侣，相反，阻力只会加强我们的爱，我们会感觉到我们的爱越来越多。

一切都始于给予的愿望。

给予的愿望是创造的基础。在这个愿望中，一个对立的愿望开始出现，即接受的愿望，这是创造的开始。

接受的愿望的存在是为了强调出给予的愿望。

给予的愿望在哪里？为什么我们感觉不到它？

我们无法单独发现给予的愿望。如果我们发展出一种给予的愿望，那么我们才会发现这种愿望，而对它的揭示被称为”对创造者的揭示”或”对更高力量的揭示”。也就是说，给予的愿望是在宇宙中存在的初始的力量，而接受的愿望，即我们（创造物）的物质，是其次的。

就我们的宇宙是否有一个起点而言，卡巴拉智慧指出，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是我们的愿望决定了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在时间轴上来回穿梭旅行。既然所有的存在都是给予的愿望，而且我们的利己主义的愿望在给予的愿望中形成的，那么我们就有能力在我们自私自利的愿望中思考并且让给予愿望之点成长。我们可以逐步使自己适应那个被称为”创造者”的普遍给予的愿望，而在我们的自私自利发展进入尾声的时候，我们将发现这一点。

因此，通过改变我们的愿望，时间旅行就会是可能的。我们可以改变我们接受的愿望，使它减少其重要性，并且我们可以增加给予的重要性超过接受。减少接受的重要性，增加给予的重要性，可以让我们在时间轴上进步。

“给予”是什么意思？简单地说，意思是为他人做好事。通过为他人谋取利益，我们可以进入更高的力量，即作用于我们世界的力量，即在接受的愿望产生之前甚至已经发挥其作用的力量，也就是说在我们所知的时间轴开始之前，它就在发挥作用了。

最后，只有给予的愿望会保留下来并充满现实。然而，接受的愿望在现实中的功能，在其开始和结束时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于，在最终，接受的愿望得到充分的发展，并变得能够欣赏感谢给予的愿望。

接受的愿望帮助我们增加给予的愿望的重要性。当给予的愿望对我们变得无比重要时，我们就会把它吸引到自己身上，并感受到一个全新的整体的现实，它超越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经历的一切。

提升给予的愿望的重要性到超越接受的愿望之上是可以做到的，只要通过在一群同意超越他们之间的差异互相连接，并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吸引给予的愿望的人们中间来表达这种欣赏感谢。在这样的一个群体中，我们要实施我们之间的连接，直到我们吸引了充满我们之间的空间并拥抱我们的给予的力量。没有比这更强大的力量了，当我们发现它时，我们会意识到没有其他力量存在。

根据卡巴拉智慧，邪恶是一个人对他人的利己主义态度的揭示。

我们是由享受的愿望所构成的，这种愿望通过不同的层次发展：从食物、性和家庭的个人愿望，到金钱、荣誉、控制和知识的社会愿望，然后到想要揭示我们生命意义的愿望。这种享受的愿望一直是驱动我们执行任何运动或思考的动力，以为了达到各种快乐的目标。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愿望已经发展到一种邪恶的状态：它已经开始变成一种希望以牺牲他人和自然为代价来进行享受的愿望。

因此，虽然享受的愿望是我们的本性，是我们不断感受到走向快乐和远离痛苦的推动力，但是当我们的愿望开始希望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享受时，即当我们要凌驾于他人之上并羞辱他人时，邪恶就出现了。

我们已经到达了想要羞辱他人、并凌驾于他人之上的程度，这听起来可能很极端，但我们是会自动就这样做的。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内在的线路在多大程度上让我们完全被自我利益所驱使。例如，即使我们进行愉快的交谈，我们每个人也都试图凌驾于他人之上，试图以一种让我们看起来更好的方式来定位自己，并以更有利的方式展示自己，吸引他人的注意，哪怕只是一点点。人类的本性就是由这种隐匿的形式所构成的。

这是利己主义愿望的最终表现，它的出现是为了让我们确定它是邪恶的，如果我们要缓解这种愿望带来的无数问题，我们就要上升到与邪恶相对立的下一个利他主义愿望的形式中：超越利己主义愿望之上的想要爱、积极地连接和给予他人的良好愿望。而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转型期。

卡巴拉智慧是一种旨在快速而没有痛苦地引导这种转变的方法。

物质世界，在卡巴拉的智慧中被简单的称为”这个世界”，是我们对现实的内在感觉。似乎在我们的内在感觉之外，还有一个世界，但这一切其实依然都是在我们的内部。

无论我们看到的是充满银河和恒星的浩瀚宇宙，还是包括静止的、植物的、动物的和人类的层面，我们这个星球的辽阔，我们都在我们享受的愿望中感知到这一切。我们的自私自利的愿望是我们的本性，如果我们脱离了它，那么我们就感觉不到自己或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是我们在与生俱来的享受的愿望中所感知到的画面。它是现实中一种更高的力量作用于愿望的结果。我们看到的无数变化和运动完全发生在我们的愿望之中。我们的外部没有任何东西在移动，而是这些运动都发生在我们的愿望之中，使我们感知到外部的变化和运动的。

相反，精神世界包括了我们对现实的内在固有印象，但我们也同样伴随着这种印象一起行动。如果这个世界是更高的力量作用在愿望上的结果，那么精神世界就是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人的行为和更高力量的行为之间的连接。

我们越是同更高的力量相像，我们就越能发现精神世界是我们与那个更高力量的等同的程度。

人工智能可以做很多事情，但它最终的局限是它永远无法像一个发展中的人类一样。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超越人类之上的是一种更强大的自然力量，是它创造了我们，并且无法被程序设计。

人工智能永远无法实现那种更高力量的层面，因为这需要与此力量的某种连接，而这正是人工智能所缺乏的。与更高力量的连接是存在于人内在的一个点，这个点来自于其源头的力量。这一点被称为“来自上面的神圣的一部分”。

这一点是我们所有愿望中的一个微小的愿望，它与一种更高的利他主义本性有关，一种爱和给予的本性。就像我们不能给愿望程序设计一样，我们不能给技术程序设计让它来发展这些质量。我们所能程序设计的只是源于这些愿望的行为，而并非这些愿望本身。

从事人工智能的程序员解释说，我们可以构建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学习和发展的智能系统，它会变得比我们最初构建它们时更聪明。但是，有一个AI永远无法跨越的局限性：它将永远不会真正地拥有感觉和敏感。它可以执行几个动作，使它看起来变得敏感和有感觉，但它永远不会真正拥有感觉，因为感觉是属于愿望的。

技术无法拥有感觉或被制造成有感觉的。它可以模拟感觉，但它无法理解真实的感觉。因此，所有人工智最终都仍然是机器人。它的大脑和反应有可能使它比人类的大脑聪明万亿倍或是更有用。然而，只要我们不对人工智能程序设计让它来消灭我们，人终将会居于其上。

为了确保自己拥有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将必须认识到人工智能和其他新技术都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灵魂的发展。通过发展我们内在的拥有和更高的爱、给予以及连接力量相似的潜力那个点，我们就会发展出真正独特的东西，它有能力改善、提高甚至升级我们的生活。

自然永远比我们创造出的任何人工智能或其他技术都要高级。最终，我们会了解到自然本身——爱、给予和连接的力量——对我们涉足人工智能毫无兴趣，而它对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变得与它相似，而实现这种相似性带给我们的成果，就是实现完全的和谐、幸福、和平、自信和爱。

巴以冲突的解决方法掌握在以色列人民手中。

为了理解以色列人民该如何解决这场持续不断的冲突，我们需要明白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根据对于自身角色的认识程度而得到的回馈。

以色列人民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大约4000年前的古巴比伦，当时来自巴比伦不同地区的人们在亚伯拉罕的指引下聚集在了一起。亚伯拉罕根据“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朋友”的信条，引导他们达成一个特殊的团结的状态。换句话说，犹太人民的根源是意识形态上的，而不是生物学上的，因此，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是，在这个民族身上总是萦绕着一个问号。

古巴比伦的是一个典型的被过大的利己主义所撕裂的社会，那些聚集在亚伯拉罕身边的人们感到有一种要去超越当时的社会分裂的特别需要。当他们团结起来实现彼此之间的互爱关系时，他们就获得了“以色列人”的名字，其中“以色列”来自两个单词，“Yashar Kel”(“直接通向创造者”)，这意味着这一群体的主要特征是他们倾向于将自己的目标直接导向在自然中存在的爱和给予的积极力量，并通过他们所达到的越来越团结的状态，在相互连接中揭示出那个力量。

由于以色列人曾经到达了超越古代巴比伦日益增长的利己主义之上的一种团结的程度,并且后来在摩西的指导下再次实现了团结。因此世界各国对以色列还保留着潜意识的期望，期望他们再一次在彼此之间的爱之中团结起来，以此作为一个积极的团结一致的通道，来广泛地将团结传播到的人类之中。人们越多地在他们的连接中通过爱的纽带团结在一起，就会越多地感到快乐、安全、自信和健康。相反，人们越多地相互分裂和仇恨，就越会觉得生活充满不同程度的危机——个人的、社会的、经济的和生态的——当人类苦难的增加时，对以色列的仇恨也会增加，因为人们对以色列有一种潜意识的依赖，人类的幸福或痛苦取决于以色列。

因此，巴勒斯坦是对以色列持否定态度的几个国家之一。为了应对以色列日益增长的仇恨，以色列人民需要重新唤醒被他们长期忽视的团结的能力。

首先，我们需要去联系世界对以色列的仇恨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原因：人类正在经历的多方面危机，可以通过超越日益加剧人们分裂的驱动力，将人类的人际关系提升到更加团结的状态来解决。他们潜意识地期望以色列人民首先超越到自身的分裂去团结，就像他们曾经做的那样，以为了成为将团结传播到全世界的通道，即成为“各民族的光”。

我们还需要承认这个问题，即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痛苦背后的这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在大约3800年前就失去了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基础，而在一个我们感觉到日益增长的分裂和仇恨为标志的时代，我们不知道如何积极地团结。

既然我们缺少我们祖先曾经获得的那种团结的感觉或体验，那么我们就不会意识到对团结的任何缺乏，就像我们不觉得我们手上缺少第六根手指一样。我们根本没有看到，如果我们团结起来，我们不仅能解决巴以冲突，而且我们的团结会对整个人类产生积极的连锁反应，解决无数似乎没有解决办法的其他问题。

以色列人民对此信息充耳不闻。那些理解它的人——卡巴拉学家们——在数量上是非常小的，所以在任何大规模的问题上都看不到解决的办法。

解决办法只有这样，也就是以色列人民要听取世界各国对他们的要求：去实现在所有表面出现的反以色列和反犹情绪的犯罪和威胁背后世界各民族所真正呼吁的团结。

那样，我们所有人都会发现自己生存在一个美好与和平的世界中。

当一个人和他的外部事物之间存在差异，并和自身外部的某人或某物产生敌对时，就会产生厌恶感。

换言之，当我们感到我们外部的东西不属于自己时，就会产生厌恶感。

然后我们憎恨那个人或现象，并使自己远离他们。

然而，当我们觉得某人或某物属于我们时，我们就会感觉到相反的情况，即我们爱他们。

因此，这种情况的发生，就是我们可能会对很多其他人和现象感到厌恶，并且觉得我们自身很完整，但这仅仅是我们自私自利的人的本性的自然产物，它在我们的视野中放置了自我服务的过滤器，使我们看到的都是只有对自身最有利的东西。

如果我们深层地感到自己的本性是完全利己主义的，以牺牲他人和自然为代价服务于自我，并且使我们不断地看到其他人和我们周围事物的缺陷，而不是我们自身的缺陷，那么我们就会感到这种自私自利的本性是最需要改正的，最让人恶心的东西。

然而，这样的揭示需要事先的指导，以为了实现它的相反的形式–爱。

换言之，如果我们建立社会的目标是为了建立起相互责任、相互关怀和最终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爱的关系，旨在将社会的其他成员视为我们自己的家庭，并组织我们的媒体、社会和教育计划来发展这样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可以发展出更加明智的观点，明白什么比其他任何事物让我们更加厌恶：恰恰是那个存在于每个人之中的利己主义的本性，它不断在与爱他人的相反方向运作着，而这是我们所有人痛苦的起因。

珍视互相的责任感、关怀体贴和爱的价值，使其超越于财富、名望和权力等自我利益的诸多价值之上，这将使我们向着变得更加充满爱心、关心体贴和积极的连接发展前进，在道路过程中我们变得对那些导致我们分离的利己主义的动机和观点感到厌恶。

因此，对世界上那些在很多方式上看来对我们消极不利的其他人和现象感到厌恶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果我们努力尝试彼此相爱，并建立一个引导我们走向互相爱对方的支持性环境，那么我们将发现另一种更加积极的厌恶的形式：对使我们同围绕我们的爱隔离的我们自身的利己主义的品质的厌恶。

这是一种更加积极的厌恶的形式，因为它使我们想要改变自己以变得更加充满爱心和关心体贴，这是改善社会关系的必要条件，并且这样做使我们体验到更加幸福、安全以及更加和谐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