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1日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对科学家和医学科学家的信任度已有所下降。
调查发现，只有29%的美国成年人对科学家和医学科学家的行为符合公众的最大利益有很大信心，低于2020年11月时的40%。不仅仅是科学和医疗行业的公众信任正在下降。对军队以公众的最大利益行事有很大信心的美国人的比例也下降了14个百分点，从2020年11月的39%下降到本次调查的25%，对K-12公立学校校长和警察有很大信心的美国人的比例也下降了。
在我看来，这种现象有几个层面。在更肤浅的层面上，公众只是不想继续资助空洞的、无意义的研究，这些研究除了对实施这些研究的人有好处之外，对任何其他人都没有好处。我们建立的机构、研究中心和实验室并没有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好处。最好远离这些只会让我们困惑的“发现”，而不是在这些研究上浪费纳税人的钱。
从更深的层面上看，公务员，或者任何为服务公众和为公众利益工作的人，天生就不适合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本性使他们无法完成自己的任务。
问题不是出在他们身上，而是出在整个社会上。如果其他人处在他们的位置上，也不见得比他们更值得信赖。当整个社会都充斥着不信任和恶意时，公众的代表不可能比将他们置于其位置上的公众更好。
唯一改变公众的方法是通过教育，公众的仆人来自于公众。这就是我们必须投入资金、时间和努力的地方。社会基础的价值观决定了它的结构，并确定了公众与其官员之间的信任程度。公务员真的愿意为社会服务，并懂得服务的意义吗?他们知道自己想带领社会走向何方吗？他们知道自己可以做出什么贡献吗？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些，那么他们就是值得信赖的。但哪个公务员是这样的？
为了改革公务员和科学家，使他们为公众的利益而不是为自己工作，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整个教育系统。从幼年开始，在人们的一生中，他们必须处于一个持续的教育过程中。
当我们出生时，我们仅仅是两条腿的动物。教育不仅要为人们提供知识，、且最重要的是要为人们提供人性化的价值观，提供将团结和友谊置于自私和自恋之上的道德规范。
如果不教育人们社会是由许多人共同工作来为每个人创造更好的生活，我们怎么能期望他们相信为共同利益而工作对他们个人会有所帮助呢？而如果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中，人们没有感觉到与他人的连接关系，不重视相互责任和对他人的关心，他们还能指望他们的代表关心他们吗？一个公众的信使能拥有派遣他的公众所没有的东西吗？
如果食物和其他主食被公正地分配，世界上一个饥饿的人就都不会有。我们所有的基本需求和主食都很丰富和便宜。它们不能为每一个人所用的唯一原因是贪婪和残忍。如果世界的产量是今天的两倍，没有的人仍然不会有。
换句话说，并不缺乏供应；只是极度缺乏供应的意愿。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整个世界必须像一个整体一样运作。实现这一目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无论我们是否愿意，它都在发生。如果我们学会如何利用它为每个人造福，并同意作为一个全球单位工作，我们都将从这个世界的丰富中受益，而且不会有饥饿和战争。如果我们拒绝接受我们都是一个人类整体的事实，那么目前在东欧的运动将只是未来更多苦难的预兆，而这些苦难将来自于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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